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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恩威并施，敏锐地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，是每个管理者必须具备的智慧。王阳明身处官场多年，深谙管理的智慧，通过选拔良将、以德服人、任贤使能、赏罚分明，带领团队获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。

    注重人才的素质

    若果“进不求名，退不避罪”，单留一片报国丹心，将苟利国家，生死以之，又何愁不能“计险厄远近”，而“料敌制胜”乎?

    王阳明十分注重人才的素质，在他看来，一个好的人才必须在功成名就时淡泊名利，在面临危机时敢于承担责任，尽心尽力地为团队效力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，秉持“进不求名，退不避罪”的淡泊心态，就能够正确地分析和判断敌情，考察地形的险易并计算道路的远近，最终获得胜利。这其实就是在告诫领导者要注重人才的素质，要善于发现素质良好的人才并给予重用。

    俗话说：“得人之道，在于识人。而识人之前，重在观人。”观人重在言与行，识人重在德与能，不细观则不能明识，不明识则不能善用。只有知人才能善任，因为对一个人了解得越深刻，用起来就越得当，相处起来才能减少摩擦。�然而，人们要想从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看出他内在的品德修养，是一件很难的事。自古识人之难，在于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虽然难，但还是要去体味，毕竟识人是与人交往的基础。只有在对一个人的性格品质有所了解的情况下，才能决定与其相处的模式及关系的远近。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或谋之有道，而道相同者则引为知己。而这些都需要从识人开始。��对于识人的方法，春秋时期的军事家孙子曾说：“将者，智信仁勇严也。”意思是说，要成为一个好的将领，必须具备才智、威信、爱卒、勇敢、严肃五种素质。又说：“将有五危：必死，可杀也；必生，可虏也；忿速，可悔也；廉洁，可辱也；爱民，可烦也。”意思是说，一个将领必须避免五个危机：有勇无谋，只知硬拼，就有被杀的危险；临阵畏惧，贪生怕死，就有被掳的危险；易怒急躁，就有被轻侮的危险；清廉自好，就有被污辱的危险；过于宽仁爱民，就有被烦扰（囿于小爱不知大爱之情）的危险。

    三国时期的政治家诸葛亮也说：“为将者必须有高尚的志守，见利不贪，见美不淫；有聪明才智，善知敌我之势、进退之道；有优秀的道德品质，高节可以厉俗，孝悌可以扬名。而要避免八种缺点，一曰贪而无厌；二曰妒贤嫉能；三曰信谗好佞；四曰料彼不自料；五曰犹豫不决；六曰荒于酒色；七曰奸诈自怯；八曰狡言无礼。”

    王阳明在熟读古人识别人才的智慧后，对人才的素质也有自己的理解。

    人才必须具备的第一要素是良好的道德品质。王阳明认为，一个管理者必须竭力工作来回报上司的赏识，对下属则应多加关爱和鼓励，以激励下属更好地工作。如果做不到这两点，而是只顾着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晋升机会和更多的利益，是无法管理好一个团队，取得好的业绩的。正如王阳明所说：“（为将者）惟以定乱安民为事，不以多获首级为功。”

    人才还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。在王阳明看来，一个好的人才必须有良好的心理素质，才能做到临危不惊，当机立断，指挥若定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，就是必须不动心，否则就应付不了千变万化的职场。正如王阳明所说：“用兵何术，但学问纯笃，养得此心不动乃术尔。凡人智能相去不甚远，胜负之决不待卜诸临阵，只在此心动与不动之间。昔与宁王逆战于湖上，时南风转急，而命某某为火攻之具。是时前军正挫却，某某对立矍视，三四申告，耳如弗闻。此辈皆有大名于时者，平时智术岂有不足，临事忙失若此，智术将何所施？”意思是说，一个将领若无良好的心理素质，就承受不了战场瞬息万变的形势。他可以因败而惊乱，因胜而狂喜。惊乱必然失措，狂喜亦致失措，在职场上也是如此。由此可见，一个人的良好心理素质，比他的学问、智谋要重要得多。

    王阳明还看重人才的智慧韬略，他强调只有选取有谋有胆略的官员统领士兵，才能做好管理工作。也就是说，一个有强大的智慧韬略的人，才能与他人配合好，从而为团队谋取更大的利益。王阳明还认为，这些智慧韬略必须经由实践始能培养，而不由坐在书房里去玄思而得。正如王阳明所说：“必须身习其事，斯节制渐明，智慧渐周，方可信行天下，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。”意思是说，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亲自去实践，才能找出其中的不足并加以改善，思考得更为周全，也就获得了智慧，如此才能轻松应对一切事情，没有人能够不实践而获得智慧。

    此外，王阳明不仅强调人才的道德素质、心理素质、智慧素质，还强调人才的专业技能水平。毕竟，专业技能水平才是一个人成就事业的基础素质。只有具备了以上四点素质，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才。

    以身作则，以德服人

    君子之政，不必专于法，要在宜于人；君子之教，不必泥于古，要在入于善。

    在王阳明看来，立政治民，重要的是要有道德高尚的人当政，引导人们向善，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，而不在于制定严密的法律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“为政以德”，即把道德作为政治的主要手段，它是古代儒家政治思想的传统。

    在王阳明看来，德治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“法立弊生”（建立一种新法，就会带来一些弊端），且“人存政举”（一个掌握政权的人活着的时候，他的政治主张便能贯彻）。因此，如果一个管理者有良好的德行，就能够引导下属养成良好的德行。

    王阳明在江西赣州剿匪推行十家牌法时就使用了“以德服人”的方法。在他看来，如果没有得力的人，即有道德的人去推行，就只能编制张挂，虽或暂时推行，而终归要废弛不行。因此王阳明要求各县务必于坊里乡都之内，推选年高有德、众所信服的人，重加礼貌优待，使其分头巡访劝谕，哪怕深山穷谷亦要深入下去，教其不能，督其不行，面命耳提，多方化导。对巡访劝谕成绩显著者，县令要亲自至其庐舍，重加奖励。如此，教化可兴，而风俗可美。否则，即令动辄加以鞭挞，也是无济于事。正如孟子所说：“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。”

    当然，王阳明自己也十分擅长以德服人的驭人之术。

    正德初年，王阳明因犯颜直谏触犯权贵，被贬至贵州龙场。到任不久，他捕获了一个罪大恶极的强盗头目。这个强盗头目平时杀人抢劫、无恶不作，在接受审讯的时候他还摆出一副无赖的架势。强盗知道自己犯的是死罪，便说要杀要剐悉从尊便。王阳明面对他无礼的态度并无怒气，反而和气地告诉他既然这样就不用审判了，还劝强盗天太热，可以脱去外衣！这个强盗想到脱掉外衣还可以松松绑，就脱去了外衣。王阳明又说不如把内衣也脱掉吧！强盗想了想又把内衣脱掉了。王阳明又劝他把内裤也脱掉吧，强盗着急了，他紧张起来，连声说“不方便”。王阳明看他如此紧张，就说这个强盗还是有廉耻心和道德良知的，并非一无是处。强盗听到王阳明这样说，便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罪行。

    王阳明善于从德化良知的角度来解决问题。他认为，德化良知能走入民心，更好地达到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”的目的。王阳明倡导“致良知”和“知行合一”，且一向注重德化的作用，他广泛布道，接纳弟子，传播心学。每到一地，他就普及文化，兴办学校，教百姓读书识字，宣传国家大政方针，防止民众违法犯罪。他希望通过这些措施上行下效，用文化和德政来教化当地百姓。

    《论语·子路》中说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意思是说，当管理者自身端正，做出表率时，不用下命令，被管理者也会跟着行动起来；如果管理者自身不端正，而要求被管理者端正，那么，纵然三令五申，被管理者也不会服从。

    上梁正，下梁则不歪。管理者是下属效仿的对象，只有自己以身作则才能更好地约束下属。美国前副总统林伯特·汉弗莱说：“我们不应该一个人前进，而要吸引别人跟我们一起前进，这个试验人人都必须做。”就是说，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应当以身作则，用自己的修养和思想影响身边的人，凡事起好的带头作用，这样才能具有凝聚力，使下属自觉团结在自己周围，这才是真正的“致良知”之道。

    任贤使能，用人唯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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